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三)

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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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二)


接前文《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二)》

 

第二篇  楚为蛮夷,蛮夷之国即苗之国

 

楚为蛮夷,在《诗经》、《国语》中已说的淸清楚楚;在其后的《左传》和《史记》中,只要予以分析和辨证,也指的明明白白。上世之书即《尚书.尧典》,尽管说的十分隐诲,然只要予以辨证,则楚为蛮夷,系苗蛮,也是明确的。然而,在源自古代儒家正统思想和民族至上思想下,当代某些楚学专家和学者却把楚人(楚公族)与占有楚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蛮夷分割起来,所谓的“楚史”成了先秦华夏开发南方史,这似乎体现了不应该存在的时代的到退。现对前、后两说予以考辨。

 

 

《尚书》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由儒家编撰的两部经典,对后来学者影响甚大,后来学者所论及的甚多历史文化都是由这两部经典衍生而来,倒如《左传》和《史记.楚世家》中的楚熊绎“事康王”和为成王封“以子男”,当是由《诗经.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演释而来(见上篇考析)。

楚为蛮夷之说,就史书看,始于《书.尧典》和《诗经》。《尧典》载,舜曰:“蛮夷猾(侵)夏,寇贼奸宄。”众所周知,史前时代根本没有蛮夷和华夏之称,《左传》併凑者心知肚明:“蛮夷猾夏,周祸也。”近指楚扏宋公以伐宋,通指楚国不断侵犯诸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尧典》又载,舜把三苗等“四罪”流放边土后,接着舜又说:要施德政,以德怀柔远方之人,这样“蛮夷率服”。从唯物辨证史观看,把三苗族及其君全都流放边土,即替天(皇帝)行道,把长江中游即今湖北、湖南和江西中北部及安徵中南部的先民,全部“遏绝”(《书.吕刑》) ,这是元稽之谈,绝无可能。因此,《尧典》之载隐指“三苗”之“苗”就是“蛮夷” ,三苗就是楚国。

《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仇)。”这里的“蛮荆”其意是蛮的荆。但有的学者把“蛮荆”改为“荆蛮”,意为荆(楚)中的“蛮”,但此改有误,因为敢与大邦为仇者必然也是一个大邦,这个大邦非“荆”(楚)莫属,试问:分散的不成邦的“蛮”夷,能与大邦为仇吗?可见,残存的正统思想和大民族主义思想,误导历史。《诗经.鲁颂.闷宮》“戌狄是膺,荆、舒(指准夷群舒笔者注)是惩。”也是把荆、舒视为荆蛮,《诗》中的“膺”指抵御,而“惩”则是惩治(参见《辞海》释)可见先秦诸夏把“荆、舒”(蛮)视为最大的仇敌。

《国语》虽然有隐含楚为“诸候”的正统之说(《鲁语》有楚向周王室贡丝之说),但还能间接和直接指出:楚为蛮夷,这与《左传》扭扭怩怩、欲言欲止的思想和学风巨大不同,这也许是以后学人不把《国语》糅为儒家经典的原因之一。

楚为蛮夷,在古籍中以《国语》载述最多,下面简要例举并分辨:

1)《国语.周语(上)第13篇》载,内史过“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僻,流在裔土(指边远地区),于是乎有蛮夷之国”很显然,第一:这里的“先王”就是指《书.尧典》中的尧舜,而“著在刑僻,流在裔土”者就是指《尧典》中的三苗、鲧、驩兜、共工等“四罪”;第二:“四罪”流放边土后“于是乎有蛮夷之国”,从《国语》它篇所载看,这个“蛮国”或“蛮夷之国” ,实质上就是指楚国 。如上内史过之“曰”,显然是由《尧典》之说即舜流放三苗等“四罪”后,接着“蛮夷率服”演译而来。

2)《晋语(八)12》载,楚、晋争主盟,晋叔向曰:在德不在争,过去周成王与诸侯“盟于岐阳”时,因为“楚为荆蛮”,只能“与鲜卑守燎”,现在楚“务德”了,就让楚争盟(主盟)吧。这是贬蛮之说,经不起推敲,仅可相信的是“楚为荆蛮”即古荆州地区之蛮,即中原学者所说的“南蛮”。

3)《楚语(下)7》载:楚大夫王孙圉訪问晋国,晋卿赵简子问:楚国的国宝“白珩”(一种美丽佩玉)还在吗?王孙圉回誉说:楚国的国宝多着呢,并例举了不少由人到物的国宝,最后王孙圉说“楚虽蛮夷”也不会把“白珩”当作国宝。此篇作者通过楚大夫之口,说楚是蛮夷之国。

4)《鲁语(下)4》载,鲁襄公入楚訪问,至汉水,闻其子康王卒(死),打算还回鲁国,大夫仲昭伯说:“君王来楚,不是为3康王个人,而是慑于大国的盟主身份和它的强大军队,所以不该回鲁。”但欲夫还是主张回鲁。当回至楚北方城,听说国内季武子造反,于是襄王打算回楚,请楚出师镇压判乱,但大夫荣成伯坚诀反对,并講了很多反对的理由,最后说“君(若)以蛮夷之师伐之,而又求入焉(回鲁国),必不获矣(必不获准)。不如………。”襄公听了劝告,回到了鲁国。这里说的“以蛮夷之师”就指楚国之师,故楚为蛮夷之国。

5)《晋语(六)7》载,晋伐郑国,楚救之。晋卿栾武子欲战,而范文子反对,并講了很多理由。但栾武子坚持要战,他说晋国有三次被楚国战败的奇耻大辱,并说:“不毁晋耻(即不忘晋耻),又以蛮夷重之(意即反而重视蛮夷),虽有后患,非我所知也。”于是武子出兵,大败楚师于鄢陵。这里所说的“又以蛮夷重之”,其意是重视楚国的军队,故楚为蛮夷。

6)《郑语(1)》载,郑桓公为周幽王司徒时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问所可以逃死?”于是史伯作了长达千多字的详细回答,这里仅摘取一些楚与蛮夷关系的相关之说:<1>史伯说,在成周(即今洛阳)“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隨、唐。”这这九国中,首当其冲的是荆蛮之国,谁是“荆蛮”之国?就是史伯其后接着所说的“夫荆子熊严”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就是楚国(见《史记.楚世家》所载)。<2>史伯说,祝融其后有已、董、彭、秃、妘、曹、斟、羋等“八姓”,并说“融之兴,其在羋姓乎?……蛮羋蛮矣,唯荆(即楚)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知“荆(楚)”为“蛮羋”即蛮夷中的羋姓,“荆”即楚也。故楚为蛮夷,又称“荆蛮”。祝融北化进而人化史化,始于史伯所曰。

从逻辑上看,上下矛盾:上文说,“南方”的“夫荆子熊严”的先祖是“其功大矣”的祝融”,下文则话锋一转,说凡成大功者其子孙必地位显赫,“虞、夏、商周”皆“是也”,从而夏、商皆有“王公侯伯” ,这又把“南方”的祖神祝融北化了。《郑语(1)》是某位儒家以文史杂糅手段所撰写的一个历史故事,并非史实,所谓的“曰”和“对曰”,实为作者之编曰。其据是:

<a>郑桓公为司徒时为“逃死”而咨询史伯,这应当是一个只有两人在场的绝对秘密,对此谁能知之?又由谁传道之?史伯的长篇大论不可能由周围人传道之,而当作者(编撰者) 说道之。

(b)史伯不是算命先生,怎能知道“若周衰”荆必“兴矣”?何况也算的不准,因为据《史记》等载,因为在周成王刚摄位时曾代位的周公旦就“奔楚”逃亡了,可知楚在当时就是一个不怕成王出兵报复的大邦,这与成王之孙昭王三伐荆楚,“丧六师于汉(汉水)”、直至殞命南土的典簎所载基本一致,更与考古出土金文《中鬳瓦》中记载说:“南国”有个“大邦”也完全一致,均说明:“荆”早就兴了。因此,《郑语》的“算命”说,显然此篇作者是据西周末周之衰也所撰。古人说话、对语用的是民间俗语,绝不会用“雅言”。

<c>西周古字难写,而且词彙不很丰富,谁能记下这些“雅言”,尤其像史伯所说的这些长长“雅言”。

<d>据考古,西周王朝没有“司徒”之位,而只有“司土”之位(出土金文,见《辞海》)可见,“司土”之名流传错了。

<e>假若《郑语(1)》所载是史实,则史伯之曰应是元前806年前的事,那时孔子的曾祖父的曾祖父还远远没有出生呢,儒学儒家还远远尚未形成,《尚书》也远未成书,那么,史伯所说的“虞”时、“夏”时,以及尧、舜、禹和舜帝所任命的弃、益、伯夷等,又是据何而来?这只能说明:此文作者是孰读《尧典》等虞书的儒家。而《尧典》等虞书,经考证,是后耒儒家对《尚书》的补篇(见《辞海》“尚书”释)笔者认为是汉初时人经加工而编撰,但尧舜禹之说当始于战国末期。因此,所谓的史伯曰,实为某儒者之曰。

人说:“《国语》记言,《左传》记事”,我说:《国语》善编言,《左传》既善编事,也善编言。太多了,仅举下例。善编事,例如楚灵王“求鼎以分”故事和“以属诸夏”的“楚共王”之说等就是编造出来的,上文己作过考证和辨证。但,这不是说《左传》所载均非史实,而是说应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和辨证,不迷信一言一事。《左传》成书于《国语》之后,故文彩与西汉中期的《史记》差不多,而且文彩远胜《国语》。其甚多所载也源自《国语》例如,《国语.周语》中<内史过论神>一文在《左传》只有简单的述说(见《庄公三十二年》);又如《左传》中的“楚共王”謚号就是对《国语.楚语》中“楚恭王”谥号的“改正”(见上篇考辨)。所以“《左传》是汉初时人(当是儒家,笔者注)拼凑起来的所谓史书,其正统思想和狭隘民族自上思想特别强烈,强烈到不顾与《左传》自身所载自相矛盾、上下矛盾之地步,尽管多才。亦应提及的是:《国语》中有甚多小国之“语”,如《越语》、《郑语》等,但独独没有显赫之国的《秦语》,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也许《国语》甚多之篇撰写于秦代,故讳之也,至汉初文化大复兴时,某学者才把散篇收集、整理起来,汇成《国语》。

《左传》在“楚人”即楚国人的民族属性问题上,其言有两个特点,而且只见观点,不见依据。

一是:把楚或说楚王世家与蛮夷分割起来,例如在晋、楚鄢陵之战中,《国语.晋语(六)3》说:“楚恭王率东夷救郑。”而在《左传.成公十六年》中则改为楚共王率“蛮军”救郑,似乎楚军(中央王族)不是“蛮军”了。在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下,《左传》撰写者又改《国语》中的楚恭王为“楚共王”,改“抚征南海,训及诸夏”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这就是说,楚王室原来不是蛮夷,而是统治和开化蛮夷的外族,这个“外族”之王是要“以属诸夏”而己。然这个“楚虽大,非我族也”的“外族”,到底是何“族类”?《左传》并无明确载述。

这个任务只好由《史记.楚世家》以文、史杂糅为段,通过楚熊渠和熊通之口“吾蛮夷也”来完成了(见上篇第<一>节考辨) 。但其后《楚世家》又载,武王熊通说:“昔成王举我先公(指熊绎),蛮夷皆率服”, 从熊通的语气看,从楚先鬻熊直至春秋初期的武王熊通,都是统治、开发南方蛮夷的北方之族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其实是:第一,这是司马迁为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的这个假史服务;第二,承袭《左传》把楚公族与蛮夷分割的错族思想,因为《史记》中多次提及《左传》,《左传》之说对司马迁影响很大,故《楚世》中的楚史甚多也是源自《左传》;第三,这也与司马迁于《楚世家》开篇中,把楚先、楚祖(祝融)糅入北方黄帝世系有关。可见司马迁“楚为蛮夷”的“任务” ,完成的不是很好。

 

由此可知,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受《左传》影响很大,故《楚世家》中的甚多楚史源自《左传》。所以这种自相矛盾文史现象的生成,究其原因是正统思想、民族至上思想与楚为蛮夷的现实发生矛盾所致,拚凑不了就改编,在改编中又产生新的矛盾,《左传》和《史记.楚世家》均有这类现象。楚与蛮夷分割论,在当代某些专家学者中,又产生出一个既非夷、也非夏的“楚族”之说来,试问:这个“楚族”由何而来,其地何处,楚言是何?恐怕无人说的清楚。

二是:对楚人的民族属性说的非常隐诲,忸忸怩怩,远不如《诗经》、《国语》等干脆。《左传成公四年》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显然,这里“楚虽大”的楚,绝不是指楚公族,而是指楚国;那么“非吾族也”又是何族?《左传》说“用夷礼,故曰子。”(《僖公二十七年》),所以在《左传》中多称楚贵族为“楚子”(而它典少见)那么代表楚的楚贵族乃至“楚人”又是何“夷”?《左传》这个大著却对此无载。似乎仅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蛮夷猾夏,周祸也。”要经上文至前文分析,才知道“蛮夷猾夏” 近指“楚执宋公以伐宋”,远指楚国历来侵犯诸夏(因为诸夏是周的诸侯国)于是恍然才知,楚为蛮夷。所以上篇剖析说:《左传》拚凑者的正统思想和民族自大、自上思想尤为强烈。

《史记》是周王朝史官后裔司马迁写的,司马迁逝后才献出来。司马迁思想倾向儒家,《史记》中的甚多之“纪”和“世家”的开篇,既是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玉臣。”正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由于我国第一次大统一初期的社会需要,若把这类开篇之说等同证史,似乎觉得可笑中夹着可悲。

其实,《山海经》对楚人为苗蛮,也说的很清楚。《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又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大荒南经》云:“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这里的所谓“厘姓”实为“黎姓”,因厘、黎声似,通假,而“黎”即重黎之“黎”,就是《国語.郑语》中的楚(荆)祖“祝融”,亦为“蛮芈”之祖“祝融”。故“苗民厘(黎)姓”其含义是:祝融是“苗民”之祖。故知:楚人就是苗蛮,楚为苗蛮之国。

《楚世家》载,楚君熊渠和武王熊通一登上历史舞台,首句话就是:“吾蛮夷也”。笔者认为,不必相证熊渠和熊通真的说过这句话(“雅言”)因为:第一,是谁听到了熊渠和熊通说的“吾蛮夷也,…”这些話,谁又能把这些记下来?而且这是对谁说的?并无贝体对象。第二,楚为蛮夷,《虞书》、《诗经》、《国语》等己说的清清楚楚,熊渠和熊通用不着再“作自我民族介绍”。第三“吾蛮夷也,……”均是雅言,而不是楚言。第四,这是文、史杂糅中的一种文学手叚,与京剧角色在台上作自我介绍相类似,间接反映司马迁(或“曰”的始编者)的真实认识和思想。因此,对所谓熊渠之曰和武王熊通武之曰,我们仅可相证的是:楚为蛮夷,“欲观中国(指中原各国)之政”,“不与中国之号谥”。而不必相证所谓熊通曰:“昔成王举我先公,蛮夷眥率服”、“吾先鬻熊为文王之师”、“王不封吾号(指封王号),我自尊尔”,因为“鬻熊”同“祝融”一样,均是神而不是人(《世本》也把鬻熊人化、史化了)而且“祝融”和“鬻熊”之名中均从“苗式鬲”,其名均源自仍保留在湘西苗语中的楚语(见第三章第二篇考辨);楚既为周公旦“奔楚”避祸的“大邦”(见出土《中鬳瓦》)至迟,西周初期楚就有君有王了。所谓春秋初期从熊通始楚才称王,这既是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所致,同时也与古代北方学者对“非我族也”的先楚历史,并不真正了解和完全了解(仅依据传说和编造)直接有关。因此,研究楚史(苗史)任重道远,不必被北方古代学者的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所误导。


苗族姑娘


儒家名典《礼记》:“南方曰蛮,…”这里的“蛮”是个泛称,广义上指长江中下游的楚人、巴人、吴人、越人等。但狭义上,主要是指“诸夏”正南方的楚人(楚国人)即指楚王及其轄下的蛮夷(苗蛮),《孟子.腾文公(上)》:“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这里的“南蛮”就是指“江汉”的楚人。据说是战国时人编著的《公羊传》,皆以“夷”或“夷狄”指代楚人。《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僖公四年》:“夷狄也,亟病中国(意是使中原诸夏遭受灾难)。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有的写为“不绝如缕”)。”这里的“夷”、“南夷”均指楚人。“南夷”即“南蛮”,故后句有学者改为“南蛮(若)与北狄交,中国(将)不绝如缕。”《公羊传.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戌曼子杀之(戌曼子即戌蛮子笔者注)。

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春秋谷梁传.昭公十一年》:“夏,……楚子虔诱蔡侯般(候爵),杀之于申。何为名之也?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謹而名之也。”》。因此知楚王为蛮夷之君,蛮夷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称“夷”、“南夷”或“夷狄”(指异族,并非指东夷和北狄)。

“蛮”不是楚人的自称,但蛮字之“蛮”声很可能源自某些楚蛮支系的自称,如其先遁沅水南迁的默东南州苗族,就自称为“蒙”。考古出土的数万文字中,也从未有个“蛮”族、“蛮”字。有学者经考究后认为:“(西周)金文中‘蛮’作‘亦’(繁体)”、“南方民族的苗蛮或称‘荆蛮’、‘楚蛮’。”(李于、夏潒《卜辞中南方民族史料偶拾》张正明主编《楚史丛论》p286-304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在后来典籍中,学者在繁体“蛮”字的“亦”下加上一个“虫”,这同祝融之“融”从虫一样,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见第三章第一篇祝融本义考辨)这就是:龙(虫)是蛮夷(苗蛮)的“祖龙”, 也是楚祀的“祖龙”,即楚语“祝融” (龙) 而汉字写作“烛龙” (见《山海经》、《淮南子》) ,古人(北方学者)明知,只是不说。但《说文解字》:“南蛮、蛮,从亦从虫,蛇种”蛇种亦龙种,因为在古代典籍中龙就是蛇(虫),蛇就是龙。所以,“蛮”字原本无贬义,相反是褒义,只是在古代儒家的贬楚歧蛮文化中,变成贬义了。但民间仍有“蛮好”、“蛮对”之说,“蛮”具有“很”义。所以楚蛮、荆蛮、蛮夷均是北方古时学者的称谓,当始于儒家。

“苗”于甲骨文是从艸从田的会意字,但是,其本义不是田中生长的杂草,而是指田中的禾苗,即庄稼之苗,因为“苗为庄稼,故引申为庄稼、粮食。”(祥瑞《说文释误契文析辨》载《贵州文史丛刋》1992.4期)而在长江流域,田中庄稼就是水稻;按民俗,农作之地有水者称“田”,无水旱作者称“地”。因此,古籍中所说的“苗民”,本义是指南方那些从事传统水稻农耕之民,“有苗氏”就是种稻氏。商代甲骨文有“在苗”和“在苗鱼”之说(见唐春芳等《苗族简史》),“在苗”当指在苗区苗地,“在苗鱼”用今天的话说,是在鱼米之乡(参见戴锡琦龙琳《楚文化:苗蛮文化论》<吉安师专学报>十八卷第五期1997)。有学者把甲骨文“苗”字释译为“圃(园)”,则“在苗”当是“在圃”,“在苗鱼”就是“在圃鱼”,而“在圃”可解,但“在圃鱼”就不合常理了,因为园圃主要是用来种菜的。再说商甲骨文主要是卜词,园圃当在不远处,不存在卜问之必要。因此,古籍中所说的“苗民”,“有苗”或“有苗氏”,当始于商时代,流传至战国至汉初时代,而且不是南方民族的自称,儒家在“上世之书”即《尚书》中把苗民“遏绝”而“无世在下”后,才改称为“蛮”。据考古,就洞庭湖区水稻种植的历史就有八千年前以上(澧县城头山遗址所见)。典籍中所载的“荆蛮”、“蛮夷”、“南蛮”,无疑长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无疑是从事传统水稻农耕的“苗民”。

至于说“苗民”之先为“九黎”这不足为证,因为:

<1>这始见于“《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一文所载,此文为某儒撰写,故实为某儒者“论绝地天通”,这是一个弧说孤证,而众所周知弧证是不能决案的(尽管可能演来多证)。

<2>几黎之“黎”何义?解铃还需系铃人,儒家名典《禹贡》中有“厥土青黎”之说,“黎”即黑也(见《辞海》黎释),“青黎”即是青黑,故“九黎”是一个歧称,同蚩尤之“蚩”即痴也、“尤”即过失也一样,而胡编乱造历史是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山海经》说“苗民厘姓”这不是胡编乱造么?因为任何一个大的或较大的民族不可能只有一个姓。

<3>九黎之“黎”,由《国语.郑语1》中楚祖或说“蛮芈”之祖即重黎之“黎”(即祝融)演绎而来,《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厘姓”这里的所谓“厘姓”即“黎姓”,其意涵是:黎(即祝融)为苗蛮之祖。

综上三点,所谓苗民之先为九黎,不能成立。

(未完待续)

 

 

作者:翁家烈 (1937 — ) ,苗族,贵州贵阳人。民族历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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