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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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三)


接前文《楚国是南方壮苗瑶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三)》

 

《楚语》之“楚语”,意指有关楚国的传说和故事。而这些传说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北方学者所编撰(主要是儒家所编)《楚语下》的<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一文,实为某儒家假托楚大夫观射父之口,自己在论绝地天通,“九黎”说,源于此。因此“三苗”与“九黎”异名同实;从而“苗民”与“黎民”也异名周实(详见第二章第二篇),都是指南方那些传统从事水稻农耕的黎民百姓,他们的王就是楚王,又称“荆王”(见出土《包山竹简》。

商代甲骨文有“伐荆”之载,这个“荆”当是“三苗”,是南方一个有中心的大的部落或方国联盟(商也是)。 “荆民”实际上就是从事传统水稻农耕的“苗民”,何以言之?因为“荆”字的本义与“苗”字的本义,基本一致。

武汉大学王光镐教授曾对“荆”字结构作过考究,他说西周时的出土金文大多从井从,井是声符,而是一种耕田器,因此“荆”本义“与植物无关”(王光镐《荆楚名实综议》载《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从所有出土“荆”字看,确如此。但“荆”字本义是什么,王教授没有指出,得确从西周金文看,难知其义,但当与“犁田器”有关。王教授又说,东周金文从井从外,还从田。

如此,“荆”字本义应当明确了:笔者认为“井”并不是声符,而是耙田器的形符,一则它确像一种耙田器,二则从源自隶体的楷书“荆”字看,井写作开,其上还加草即“卄”,说明金文“荆”字隶化者当知荆字本义。如此“耕田器”就是今天所说的犁,“耙田器”就是耙田之耙,因此东周金文“荆”字从犁从耙又从田,是个多形符的会意字。所以,“荆”作为南方的国称,其意是水稻田作之国。

而水稻田作之民,无疑就是从事传统水稻农耕的“苗民”,所以荆人就是战国至汉初北方学者所称“苗民”,商代的荆是一个大而强的部落联盟(故商伐荆最终不能立足南方) 故知商时代的“荆”,就是《书.尧典》中的“三苗”,一国两名。应提及的是,商甲骨文中南方的“南”字,同甲骨文“苗”字一样,也是上从“草” (稻秧),是水稻禾苗的形符,引申水稻,故水稻之乡称“南”。

 

 

《楚史》说:楚人由中原南下而来,或说“楚人是由中原南下的祝融部落”。这种观点,经不起考辨,故不能成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意为只有齐与中原各国会盟笔者注)。”而当代《楚史》編撰者则说:此载中的“荆蛮”是“广义的”,此论当确;但又说:“楚人‘收荆蛮有之’,则楚人本非荆蛮;成王“夷狄自置”则成王本非夷狄:这都其理自明。”这说的“一本正经,煞有真事”。

笔者认为此说大错特错,完全强奸了《史记》文义:

第一,“楚人(楚成王)收荆蛮有之”这句话显然是司马迁站在第三人称的点位上说的(述说),而不是楚人说的,决不能张冠李戴。否则,就会出笑话,例如某外国之著说:“毛译东初收汉族之师有之”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则毛译东本非汉人,其理自明”。其实,正如《楚史》所说,这里的“荆蛮”是广义的,而楚王室所在的部族(族号为“熊”见第三章)仅是“荆蛮”的一部。

第二,“成王‘夷狄自置’”这句话谁是主语?若成王为主语,则应为“成王使(令)夷狄自置”(自置为补语了)。显然“成王‘夷狄自置”强奸了《史记》文意,而《史记.齐太公世家》的文意是:“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后,“夷狄自置”。这里的“夷狄”就是指成王,是个主语,显然在这里,司马迁承《公羊传》、《谷梁传》之说,称楚成王为“夷狄”;而“置”则是安置之意,引申处理。所以,这句之意是:成王初收它部荆蛮之师后,而忙于安置(处理) 内部事务。

第三,从《齐太公世家》之载的这段话的文意看,是说晋因“内乱”,秦因“僻远”,而楚因“初收荆蛮有之”而忙于安置内部事务。所以“独齐为中国会盟,而齐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指中原诸侯宾会)”。

因此,研究楚史,既不能断文取义,更不能改文取意,把司马迁的述说,变为楚人所说,这就是张冠李戴了。《楚史》之所以会出现这类现象,那当是认为“楚人是中原南下的祝融部落”,从而把楚人(楚公族)与占楚国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蛮夷”分割起来的根本原因,这当是传统的正统思想和以先秦中原民族为上为大的民族思想(古人难勉)在当代的反映所致,这是《楚史》的最大不足。

由于张正明主编的《楚史》是一部“由中原南下”的楚人,开发“蛮荒之地”史,故不得不费一些口舌,以便向湖北主流派楚学专家商榷,并请指教。《楚史》的依据载于第一章.第一节中。这是一条古籍资料与作者观点相结合的依据练,在这个依据练中,推论过多;且这个依据练需要存细分折和疏理,才能发现。这条依据练就是:祝融为公认的楚祖(不举资料)——《国语.周语(上)12》:“昔夏之兴也,融(即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证于耹隧。”——“祝融为炎帝之佐”、“高阳是炎帝的古称”——“高阳(炎帝)源于中原——炎帝源于关中”(不举资料)——“关中与中原相邻接”从而中原接受祖神炎帝--南方的炎帝是南下的姜姓周人“带来”。从这条推论过多的依据练,推论出“楚人的先民依附夏朝”、“依附大族”,从而最后推论得出:“楚人由中原南下而来”和“楚人是中原南下的祝融部落”之结论。下面对这条推论过多的依据练,就某些关健的环扣,谈谈笔者的浅见。

(一) 第一环,“祝融为楚祖”笔者完全赞同,因为这有古籍所载,更有出土楚地资料所证。

(二) 第二环,即《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证于耹隧。”这里,《国语》所载无可非议,但《楚史》编撰者的理解就与笔者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了:

<1>《楚史》中说,“融”是祝融,祝融是雷神,“回祿”是祝融的别称。这虽不能説是大错特错,但至少不能成立,那有兴也祝融,亡也祝融?其实,这里的“回祿”不是雷神祝融的别名,而是“震滔洪水”和恕触不周山“天柱折”的那个悪雷神共工;这里的“融”并不是指雷神祝融,而是指雷神祝融的原形、本性,而其原形、本性就是龙,因为“融”不仅从著名的“苗式‘鬲’”,而且也从“虫”,《左传》言:“虫(蛇)莫知于龙”即神秘的蛇(虫)就是龙,所以“融”(“祝融”)就是一个仍保留在今苗语中的楚声楚语之“龙”,为楚公族和楚人(苗蛮)传统所祭祠的“人之先也”的“祖龙”(详见第三章第一篇考辨)。“鬲”是古代江汉地区的一种煮食器或烧水器(相当解放前民间用的“鼎罐”)其造型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并远播长江下游,完全与中原鬲造型不同,故考古界称之为“苗或鬲”、“蛮式鬲”或“楚式鬲”。

<2>“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楚史》撰者据此推论:“由此可知(推论),楚人的先民与夏朝的关系异常密切。”这个“由此可知”的推论太勉强了,因为《国語.周语》接着载:“商之兴也,梼杌(原本作鲧)次(亭)于丕山,其亡也…;周之兴也,鸑鷟(鳯)鸣于岐山,其亡也…。”我们是否也可以“由此可知”:楚人(苗蛮)的先民与岐山的周人和丕山的商人其关系也异常紧密”?

因为梼杌、鲧、鸑鷟都属楚地文化范畴,即楚文化范畴,而且梼杌和鲧仍是一个保留在苗语中的楚声楚语(见第三章考辨)但笔者认为,不能得出这个“由此可知”的推论,因为《国語》中<内史过论神>的中心思想是:国之兴也,乃祥神降临所致;国之亡也,乃悪神或悪事来临所为。这里的龙(融)、凤(鸑鷟)和梼杌(或鲧)在楚人(苗蛮)的心目中都是一些崇敬的祥神和祥物。

因此《楚史》中“由此可知”的一切推论,就有断文取义和牵强附会之闲。所以,据“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所推出的结论,即“楚人的先民(华夏)与夏朝的关系异常密切”从而“依附于夏朝”、“依附于大族”就不能成立(何况夏朝也并非大族)。

这里,在《楚史》尚未剖明楚为中原之民南下所建之前,应明确“楚人的先民”概念,以勉步入鱼目混珠之误区。为此,先首要明确“楚人”概念,笔者认为“楚人”即“楚国人”也,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蛮夷”;但《楚史》中的“楚人”是指“由中原南下”的楚公族(楚王世家)。因此“楚人的先民”,不是指熊绎“建楚”之前的鬻熊氏族之民(因其先穴熊己“弗能记其世”)那又是指何民?但按《楚史》之意是指商朝的华夏之民,只是不见其建楚“南下”的任何史据,因为重重的推理不能作据,也无力作据(见下)。但《楚史》第一章第一篇又説:“楚人的先民依附夏朝”、“依附大族”,按其语气,这似乎“楚人的先民”又不是华夏之民了,因此,此说对读者起误导作用。

《楚史》为何不直接说“华夏的先民依附夏朝”、“依附大族”呢?夏朝是一个“大族”吗?显然《楚史》作者的这种思考方法和写作技巧,不是很妥。因此,建议:还是把“楚公族(楚王族)”概念与“楚人”概念分开起来为好。

(三) 第三环,即“高阳源自中原”,这是依据《左传.文公十八年》之载所得出结论。现把其载摘录如下,共剖析之。

为扬明德和斥凶德,鲁大夫史克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尧臣舜,举八恺,…。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好行凶德,…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皋氏有不才子,毁证废忠,…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悪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晋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不知纪极,……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尧臣舜,…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载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由《左传》此栽可知:

第一,所谓的史克曰实为汉初某儒家之编曰,因为“天子”一语仅始于汉代,这是证一;史克所在的春秋时代,《尚书.尧典》远未成书,甚至《古文尚书》也“确系伪书”(见<编后语>)这是证二。

第二,所谓的史克曰,具有胡编乱造的“调侃”性质,根本不能相证,何以言之?

<1>高阳即太阳神也,“高阳是炎帝的古称”其文化地位乃至“历史”地位都远在尧舜之上,舜怎能举其“八子”,难道高阳与舜同辈同位乎?“高阳是炎帝的古称”则炎帝当在舜所举的“八子”之后了,至少在舜之后,这就是史克为了给舜“举才子”,而胡偏乱造。

<2>由《书.尧典》中的三苗及其“三君”(鲧、共工、驩兜)等“四罪”,又演来《左传》中所谓史克所说的“四凶”,这不是新编下的胡扯蛋么?再说,浑敦、梼杌之父为帝鸿氏和颛顼,而学者多认为帝鸿氏为黄帝,而颛顼据笔者考(见上篇),与炎帝的地位相当,故黄帝和颛顼的地位都远在舜之上,这是无疑的,舜怎会把其“不才子”,“投诸四裔,以御魑勉”?这不是为斥“凶德”而瞎编乱造么?

<3>史克曰,尧臣舜举八恺、举八元,共举“十六相”,但按《书.尧典》所载,舜所举者也远远不到“十六相”,更不到舜最后所“曰”的“二十有二人”了(原本为“三十有二人”)那么,只有由鲁大夫史克来补充了,所以说,史克是在“调侃”。

因为尧舜之“国”在中原(或近中原),而且所谓“禹都阳城”,就结论说:“高的源自中原” 。这正是依据舜举高阳之“八子”而来,既然所谓的史克“曰”是一种胡编乱造的“调侃”,因此所谓“高阳源自中原”就不能成立。笔者坚证,《楚史》作者也不会认为高阳与舜同辇同位。

再说,《楚史》作者似乎也把《书.尧典》之载当作证史了,从而有“禹都阳城”之据,也相证高阳“八子”为舜所举的禹、垂、益、皋陶等的杜预注曰之说,然杜预为将领、学者,这个学者必是儒学之者,视《尧典》所载为证史,在所难勉,但难道《楚史》的作者,也视《尧典》所载为证史乎?然笔者认为,我国历史上并无尧、舜、禹、鲧、共工等其人其事,这不过是把神化“作历史化和哲理化的改头换面”而己,连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后也说:《尚书》《诗径》乃是儒家“欲遂其志之思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详见掘文第二章第一篇考辨。

《国语》之所以首把祝融糅作“夏之兴也”的祥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建立夏朝者是禹子启,鲧之孙,而鲧的本性是“黄龙”,故禹为龙子(所以禹字从虫),启为龙孙,所以“融”(楚语龙)就是“夏之兴也”的祥神了。如此,笔者也“由此可知”:夏朝为三苗之民即“苗民”北上所建,这是据《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和上述《国语》之载,即鲧为“三苗之君”,从而可以直接得出的唯一结论。那么,“楚人的先民(华夏)”就是依附“苗民”之国了。

然而,笔者认为,我国历史上实无尧、舜、禹其人其事,那么,夏朝为“苗民”所建就不成立。

所以《楚史》也说,夏朝“一半为传説,一半为证史” ,这里所谓“一半传说”实为“一半神活传说”(夏朝初胡),既然如此,又怎能以传说的“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为依据而妄加推沦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笔者多次说,以黄河流城为正统的正统思想下的正统史观常常误导了中国历史。

楚地出土《帛书.四时》中的炎帝、祝融之载,这应是未经后学篡乱的最可证的原始资料,它比“书同文”后用汉隶撰编的《国语》、《左传》,至少要早两百年左右,因此抛除前者而仅取后者之说,是不当的,尽管前者中的炎帝、祝融只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是民间原生态神活中的太阳神和神龙。

祝融为“火正”之说,当由五行学说而演来。战国时人认为,世上物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相生相克构成,据《左传》载,管理这五种物质的“是为五官”,五官死后“祀为贵神”,“贵神”即“五正”,其中“火正曰祝融”,此外“木正曰句芒,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其实,“五官”也应是神,否则就不能管世上的金、木、水、火、土。祝融既为分管世上之火的“火正”神,其功绩除了《楚史》第一章第二节的说的点火烧荒、火燎火祭之外,恐怕最大的“功绩”是生火做饭(据祝融“灶神”说)因为人不吃饭就不能生存。因为祝融是神,而决不是历史人物,所以笔者在功绩二字上打引号,写作“功绩”。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由此而问:“诸侯有火灾乎?”,梓慎曰:若火作,宋、卫、郑四国则“当之”,因为“宋,大辰之虚也;陈,太暞之虚地;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我们是否可据“郑,祝融之虚也”而认为“祝融源自中原”?笔者认为不能,这是因为:

第一,梓慎之曰有“调侃”性质,因为大辰、太暞、祝融、颛顼都是神物,而非人,既是神物又有什么像“殷虚”(河南安阳)那样的“虚”,因为“虚”即故都之意。

第二,“郑,祝融之虚也”也可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据《春秋》和释《春秋》的《左传》载,在诸夏中,恐怕只有郑与楚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有联姻关系,故晋伐郑、救郑时,郑文公夫人芈氏,不顧周礼出劳楚师“于珂泽”,被儒家斥为“非礼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芈氏夫人必来“芈姓(金文为妳姓)的”楚公族。从而,郑国受楚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这也为考古学所证明。因此“郑,祝融之虚”,也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但仍不能作“由此可知”的推论)。

第三,笔者认为,《左传》成书在《国語》之后,更远在出土战国楚《帛书》和《包山竹简》(说的都是神)之后,据《国语.郑语1》和《楚語(下)1》所载,透露出祝融是管地的且能使“天明地德”、“显天地之光明”的神灵,而颛顼则是祝融的上司神;山海经》也说:“颛顼生老僮,老童生祝融”。既然祝融和颛頊都是神灵,而神灵是没有故土和都城的。

第四,假若大辰、太皞、祝融、颛頊都是历史人物,但笔者认为,这是南方神話被北学吸收、消化后,“作历史化和哲理化的政头换面”所致,也是孔子所说的“‘学在四夷’,吾证”的结果。“帝丘”即今河北省邯郸市附近,确实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址,但这与颛顼无关,不能混为一谈(中国这类遗址至少数百个)正如河南省今登封地区的二里头的文化遗址一样,不能认为这是鲧之孙、禹之子即“启”所建的那个夏朝的遗址,而只能说是相当那个历史时代的遗址。

其实,高阳源自南方,这有比《左传》成书早两百年左右的出土楚《帛书.四时》所载为证。《帛书.四时》:“炎帝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奠四极”,《白虎通》:“炎帝者,太阳也”太阳即“高阳”,炎帝由太阳崇拜而来,不过《帛书》中楚学者笔下的炎帝和祝融,都是人格化了的神灵(半人半神),而不是民间原生态神话中的太阳神(高阳)和神龙(融)。

(四)第四环,即“炎帝源自关中”。

“炎帝源于关中”,其依据可能主要来自笔者仅见到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国语.晋语卷十<四>9》中的晋国大夫季子所曰,和后学的演释。现把有关季子之曰摘写于下,以共辨白真伪。

季子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为己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昔少典聚于有轿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所以黄帝为姬姓笔者住),炎帝以姜水成(所以姜姓)。成而异德,…二帝用师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从季子所曰的中心思想看,是强调同德同心。晋国季子所曰的炎帝是历史人物,而不是神,更不是《楚史》中所说的中原先民或关中先民的“祖神”,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记》开篇说,炎帝为一方诸侯,黄帝伐之,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当因“异德”之故也。所谓季子“曰”,具有“调侃”性质,何以言之?

<1>黄帝是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历史人物,在至少有千多年无字可记的条件下,季子怎能知道黄帝“有子十六人”,而且有的有名,有的有姓?且从历史发展眼光看,在史前原始社会中,部落为争夺生存空间,不断相互征伐和兼并,远未形成“德”的伦理。所以说,所谓的季子曰并非史实,而是一种“欲遂其志之思也”的臆造,与《书.尧典》之载相类似。

<2>史前原始社会,根本没有姓称,所谓的“姓”都是学者不断附会上去的。《书.尧典》载,弃是舜所举的“才子”,司马迁说弃是是周的始祖,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史记.周本纪》)当是据“黄帝姬水成而来”,这说明司马迁对“西夷人也”(《孟子》)的周初历史并不了解;而炎帝和蚩尤皆“姜姓”也是由“炎帝姜水成”演来,难道喜好“作乱”的苗祖蚩尤也是“源于关中”,甚致“苗民”也是“源于关中”么?这似乎完全背离唯物辨证史观。因此,对这类古典所载应于充分分析、辨证和考证,不能食古不化,毕竟古人的立圽、思想和思维方法是有限的。所谓的“有德”、“无德”,都是学者(儒家)“欲遂其志之思也”罢了。

<3>季子不仅知道黄帝有子十六人,而且还知道黄帝之父“聚有轿氏”女,并生下黄帝、炎帝,看来季子真是一位“神人”了,他所说的,你能证以为真吗?绝不能,这是瞎编乱造也。不过,季子重在扬德,也无可“指责”。后学,尤其是儒家,只能支叶季子说,把“炎帝姜水成”的姜水,定为关中之水;或反之,即先有关中“姜水”,后有“炎帝姜水成”之说。其实,只要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

第一,如上篇和第二章第二篇之考辨,黄帝之名源自“皇帝”,皇帝即“上帝”,儒家“又崇立上帝”(《国语.周语(上)13》),所以把自家之祖神“作历史化和哲理化的改头换面颇”了,因此鲁大夫季子立了大功(应实为后来儒家假托季子之口)。

第二,所谓“炎帝姜水成”当由南方的炎帝“江水成”而来,《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生炎居,…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这个江水当泛指长江或湘江之域。北学把炎帝人化、史化和北化后,仍不失其岐蛮贬楚的文化思想,从而有所谓季子说炎帝与黄帝“异德”,隐指炎帝“无德”。这与斥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一样,因为蚩尤是由炎帝贬化而来(见第二章第二篇考辨)。在季子所“曰”中,黄帝之子那么多,而作为黄帝“兄弟”的炎帝则“绝后”了,这也说明,炎帝是从南方搬来,因为据南方出土楚《帛书》和甚多典籍之载,炎帝与祝融密不可分。

炎帝在南而不在北,其载的典籍和出土资料比“在北”的多的多,而且不仅自成文化体系,而更为重要的是:楚地出土《帛书》所载比《国語》如上之载,至少早两百年左右。怎能仅取后来的一典而而抛弃未经窜乱的地下出土最可证的原始资料?当然,若不把炎帝当作神,而视为真人真史,若唯证季子所言,必就“炎帝源自关中”了。

“炎帝”在南而不在北,在楚而不在夏”在上篇己考证了,而且一些典籍己明确指出炎帝、祝融“在南”、“在楚”。应再次提及的是:炎帝之“炎”从重火,即“火上加火”,旺火则赤也,故炎帝又称“赤帝”,传说汉高祖刘邦起义时斩蛇,是“赤帝子杀白帝子”,故在祭蚩尤时,义旗为赤色(《史记.高祖本纪》及《封禅书》)。由于南方气侯炎热,是“火上加火”,而“火上加火”是由太阳引发而来,而楚人(苗蛮)相证万物有灵,从而产生太阳崇拜,这可以完全理解。而北方(尤其关中)要寒冷的多,太阳崇拜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也同楚人一样也相证万物有灵(但于典无载)。

因此,我们决不能无视“炎”从重火和“南方火也”、“火,楚之相也”的典籍之载,在“黄河文明一元论”思想下,从而把炎帝、祝融神不加分析地硬搬到寒冷之地的关中来。

当然,由于《国论》载:“炎帝姜水成”,姜水在关中,于是关中之民把炎帝作为祖神来祭拜,这也是极有可能,正像今人拜祭南方的炎帝陵一样(炎帝陵在湖南珠州市);同时,也可能据“炎帝姜水成”,从而在关中地区,又演来炎帝、祝融之神话,这也是可能的。但遗憾的是,在东汉之前的古籍中,笔者似未见过关中有炎帝、祝融二神之载。就是有载,也应分清源与流的关系,更不能把流当成源,把古人“调侃”式的编造,当成了史。

然事实证明:与炎帝密不可分的“祝融”一语,决不是古时关中语,而是仍保留在苗语中的楚语,这个铁的事实证明:所谓“炎帝源自关中”完全不成立。(注:难道又能推论出古代“苗民”也源自关中?楚人北来、西来、东来论,均为推论,这些“创见”实在太多了,这是我国文化的特色吧,可能没有这类“创见”就不能升职,怪哉!)。

<4>在南方,楚国学者笔下的炎帝是由太阳崇拜演来,因为南人(苗蛮)相证万物有灵。晋季子把毫无亲缘关系的南方炎帝与北方黄帝予以横向整合,并人化、史化为兄弟,这隐含着大统一后的汉人,都是炎、黄子孙的思想,这很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思想、意义绝不等同史实,源与流应分清。

以上四个理由和依据,可知所谓的晋季子曰,实为汉初学者之编曰,这正如舜曰、禹曰、皋陶曰一样;也因为季子所在春秋时代,绝无“黄帝”一语,“黄帝”一語远在炎帝之后(当始于汉初)故“炎帝源自关中”,不能成立。

因为炎帝和祝融在古代学者笔下都是人格化了的神灵,即《楚史》所说的“半人半神”(唯季子所曰除外),既然如上考辨,所谓“炎帝源自关中”不能成立,那么“楚人由中原南下而来”也自不成立了,看来《楚史》似乎混淆了人与神的关系,把炎帝当作历史人物了。

退一步说,就是“炎帝(人或神)源自关中”,也不能仅据因“关中与中原邻接”,就推论得出:中原接受了炎帝和祝融,难道南方(楚地)就不和中原邻接乎?再退一步说,就是中原接受了炎帝、祝融,那么“由中原南下的祝融部落”又是于何时“南下”,因何“南下”?或“南下”的依据又是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但《楚史》作者对此却闭口不谈,而《楚史》中对“楚人由中原南下”却谈的会声会色,煞有其事,例如:南下的“殷人推进到长江中游,被称为‘荆’或者‘荆蛮’、‘楚蛮’、‘荆楚’、‘楚荆’的三苗遗部就变得七零八落了。”(《楚史》p53)估且不说《国语.晋语》:“楚为荆蛮”等典籍之载,那么殷人“南下”又是依据什么?其依据就是对江西、湖南中北部出土的一些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而所作出的“有力推测”,这其实是源自儒家的“中原文明一元论”的传统框架;但同时《楚史》p24也不得不承认,湖南出土的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青铜器,其“铸造水平不低于中原。”而且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也富于江南特色”(《楚史》作者完全无视了南、北文化古来存在互相渗透)这不是又在自相矛盾?所以“三苗遗裔”并没有“变得七零八落了”。

阿,原来到达今江西、湖南中北部的“殷人”,又似乎就是商代的“楚人”了,南方似乎己无国了,真是古代“北方味”十足的一种谈怪论。从而《楚史》成了一部《华夏开发南方史》,这比《史记.楚世家》所隐含的:“楚史”是“周人开发南方史”更“提高”了一步。

笔者认为,在科学发达和社会进步的今天,在有关民族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言之有理、有据,尤其这个“据”要经的起辨析和检捡,最好抛弃一切想像和单向地随意推测、推论。

 

苗族姑娘


(五) 第五环,即“姜姓周人迁移南方”(当据《国语.郑语1》),“所以把祖神炎帝带到南方来了。”后句纯属推论、想像。而这种想像和推理是在“高阳原自中原,炎帝源自关中”的条件下作出的,如上考辨,这个“条件”不成立,那么,迁居“南土”的姜姓周人“把祖神炎帝也搬到南方来了。”也就自不成立了。但为了弄清中国历史文化,仍有必要向博学的编撰《楚史》的专家们请教如下几个问题:

<1> 炎帝是南下姜姓周人的“祖神”,这不知依据《史记》前的何典所出,或者又是据“炎帝源自关中”、“炎帝姜水成”推理而来?然晋季子所“曰”的黄帝和炎帝都是远古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这种只见观点、不见依据的论述,并不少见,只是各自心知肚明而己。但何苦呢,所以笔者诚心请赐教,盼知古代关中地区包括其祖神炎帝在内的神话系列。当然,若不是依据最可证的关中出土的地下资料,而仅依据古代学者对“炎帝姜水成”的演译,若不作分折、考辨,也是不能作依据的。

<2> 迁居“南土”的申、吕等姜姓周人,这个“姜姓”不知所出,因为据成书最挨近《尚书》的《国語.郑语1》所载,在成周(今洛阳市)“南有荆蛮、申、呂、应、邓…”,《国语》并没有说申、呂为姜姓,且由关中迁来。这可能是据季子所说的“炎帝姜水成。”后学(加《左传》作者或其他学者)演译而来。

<3>南、北文化交流久矣,南,北之民互有迁涉,这是历史之必然。例如,仅据《左传》载,试举两例,一是楚灭蔡、宋等国,把其民迁入楚地,成为清代人称的“蔡家苗(蛮)”、“宋家苗”和“夭家苗(源自周人)”(黄中模教授和王雍刚先生主编《楚辞与苗文化》第一篇1995)二是如前述,郑文公夫人芈氏,当源自“蛮芈”(《国语.郑語》)是楚、郑联烟而来;今中原仍有芈姓汉人,当为南方“蛮芈”迁来。因此,只说南迁,而无视北迁;只说关中与中原邻接,而不说楚地楚蛮也与中原邻接,更看不到在诸夏中唯中原之郑受楚文化影响最深(这有大量考古证明)因此似有误导读者之闲,至少不是很妥。

需要提及的是,楚祖“鬻熊”和“祝融”其名均含“苗式鬲”,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鬻熊”、“祝融”均是仍保留在苗語中的楚声楚语,其义就是某种神密大蛇和龙,且两者均是“人之先也”的“祖龙”(见第三章第一、二篇考辨)

学者所反映的精英文化,是民间原生态文化的升华和提高。在学者笔下的炎帝和祝融,大多是人格化了的神灵,即所谓“半人半神”。而且,楚书《梼杌》之语今仍保留在湘西苗語中。这都是楚为苗蛮之国的铁证。这充分证明,十分勉强的“楚人北来论”完全不能成立,《楚史》即先秦华夏开发、开化“南蛮”之地史,完全不成立。也许有人说,苗族是从中原南迁而来,此论也完全不能成立,因为楚语就是古苗语,不少仍保留在当代苗语中,这是众所公认的;而且,苗語(含瑶语、畬语)的语系、语族,完全与中原华夏语不同,而且传统从事水稻农耕的南土“苗民”,本来就是长江中、下游大溪文化、掘家岺等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的传人。

也应提及的是,众所公认,楚国“文字异形,语言异声” ,在先秦六国文字中,恐怕只有“非我族也”的楚字最难考译,如《帛书.四时》中有二百五十多个楚字,考据学家只能考译:“故黄熊包牺……炎帝…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奠四极……帝夋…为日月之行…”等二十多个己知其意的楚字,其它都只能大概猜想,如“帝夋”前大概是说气侯现象(著名考据学家,李学勤《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李先生己调入清华大学当教授) ;楚地出土的《包山竹简》也有类似现象,其它甚多不知之神,也是推测而来。

在《楚史》第二篇所举的楚《帛书.四时》中,考据学家考译作“乃为日月之行”的“帝夋” 之“夋”,“夋”是何义?恐怕没有一位汉族学者能够说的清楚。“夋”当说“shoo”如“索”,其义就是仍保留在湘西苗语的楚语之“雷”也,故“帝夋”就是“帝雷”,是雷神共工的正名,这里雷神共工升格为“帝”了。而《帛书》中祝融,本义是楚语“龙”,但也化为有人格性的神了。因此,楚地《帛书.四时》其实就这是楚地学者(当为阴阳家)把民间原生态神活予以升华、提高、并整合成序所致。

在苗文化中,鬼、神不分,均说为“鲧”

(苗语当由侯结发“滚”声,无相应汉字故写作“鲧”),而“鲧”(鬼神)只有好、坏之分。众所周知,秦汉时人织布织丝用的是梭,这是由楚语楚字之“夋”(即雷)演来,因为“梭”速急如雷电。“书同文”后的秦汉时人,把祝融(楚语之龙)之“融”演作同声之“荣”,所谓“光荣”源自“光龙,为谓“荣升”源自“龙升”,说明秦汉时人(学者)是了解“融”的本义的。此外,“金”(铜)字也是源自楚字(见《楚文化志》楚字与夏字比较表)其古音如“更”;“妇”字古音作“怕”或“叭”。而“更”、“怕”等等均是仍保留在今湘西苗语中的楚語,其义就是铜和妇人、女人;“偶”声也是从楚语而来,仍今苗語之“二”也,所谓“配偶”即配二、配双。这类汉字、汉声与苗语的同声同义之处甚多,可详见麻文远、龙文玉、周纯祿《苗汉语的历史比较》一书(2001年湖师大出版发行)。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立汉者高祖刘邦就是楚人,刘邦为沛公时对儒学儒家特别反感(见《楚史》最后一节)当因有一派胡言所致。

总之,据上文和上篇考辨,所谓楚人“由中原南下”建楚,开发南方“蛮荒之地”,统治和开化南方蛮夷,这个结论完全不能成立。因此,楚国不仅兴于江汉,而且也是江汉先民建立起来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诗经》、《国语》、《公羊传》等己说的清清楚楚,《书.尧典》、《史记.楚世家》和《五帝本纪》以及《左传》虽然说的含含糊糊和自相矛盾,但只要深入分析、考辨,“楚为荆蛮”、为苗蛮,也点的明明白白。

考古学证明,我国的远古至春秋战国时代,文明是多元的,长江中下游的水稻农业文明、青铜和铁器文明,以及丝绸和漆器文明和文学、艺术文明等,都是南方蛮夷(南蛮)及其先民创造的。楚人“由中原南下”的这个由先秦华夏开发、开化蛮夷的湖北省楚学界的主流观点,背离史实,不仅完全抹杀了今湖北人(绝大多数)先民的巨大光辉史绩,也抹杀了今湖南、江西、安嶶(中南部)江苏,浙江人先民的光辉历史(据资料和考古,吴国并非太伯和仲雍“奔荆蛮”所建,而是原住民所建)因为他们的先民都是从事传统水稻农耕的“苗民”(《世本》载,楚、越同姓、同宗),经过数千年水稻农业文化的交融,致少在商代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即共同语系和语族,只是语支即方言不同,但有联系)共同文化和心态(尤是龙文化)的民族,今天的苗、瑶、畬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黄崇岳等先生说:“开发南方,在楚国历史画卷上是灿烂光辉的一页,只因为千百年来(当从汉武“独尊儒术”始,笔者注)他们被斥为‘蛮夷’、‘落后民族’,这一历史画页便被无情的撕去。…中国历史发展的渊源,成了‘黄河中心论’。”但“在对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资料初步分析后,我们认为:无论上溯到旧、新石器时代,还是延续至商、周时代,南方文明都有其内在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可循,直至春秋战围时期的楚国,继承了这个文明的优良传统,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雄居南方,虎视中原,楚国以江汉为中心,饮马黄河,哨兵南岭,…中国的半壁山河尽入其囊中。”(黄崇岳徐兆仁《春秋时期楚国的经济发展--兼论我国历史上开发南方的第一个高潮》载《楚文化觅踪》河南省考古学会等主编,1986年)

这个依据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非常科学、客观,从而非常正确。这比仅据《国语》或《左传》所作出的主观有误推论,要客观的多。

据考古,楚地似乎未见奴隶倍葬,再据笔者所见到典籍和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至战国时代,楚己是一个以封建制为主体又有奴录制残余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国家,在这个社会中既有城镇之民即所谓的“国人”,更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即古代北人学者所谓的“野人”;这也是《楚史》所说的,前者当是“由中原南下”的所谓“楚族”,后者则才是土著蛮夷。

此外,楚国还有不少自由民。据资料说,南方有个有关“长江古代文明学术讨论”,不久北方也召开了一个有关“黄河古代文明学术讨论会”,把严肃的学术会议变为“思想会议”,这不应是科学工作者应起码具备的思想和作风。

尽管历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司马迁做的不错)但必须建立在实事求事、去伪存真的基础上,而不是思想下的人为编造(司马迁做的不够好,某些儒家更是瞎编乱造,如“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等等)。

楚人北来,以及把楚人与绝大多数(致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蛮夷、荆蛮、楚蛮分割起来,形成一个新兴的所谓“楚民族”即“楚族”,这是当代湖北楚学界甚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并且占主流、主导地位。

例如,武汉大学王光镐教授曾在其著中亦说:“楚民族来源于北方(笔者评:不知据什么),立足于江汉,在血统兼得华夏与蛮夷两大因素,且在地域上……广泛吸取各不同文化的精良,而又不致落入任何一支传统文化的巢穴。”(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p139武大出版社1988)

这种只见观点而不见依据、尤其是不见有力依据的论述,在湖北当代楚学界并不少见。

如下的再论述:“楚人既有父系的中原华夏血统(笔者又评:不知据什么),又有母系的西戌鬼方血统,兼得华夏和蛮夷的双生血缘因素。”看来,楚族又是一个由华夏、西戌和南蛮三元混血的民族了。

所谓的“西戌鬼方”血统,其依据当出自《通志.氏族略》和许慎《说文解字》,但这两典之说均有问题,之所以有问题,关鍵在于脱离楚为蛮夷的楚文化所致,详见第三章第二篇笔者从民族学与典籍结合之考辨。例如,楚“芈姓”,而芈在出土金文中作“妳”, 因此“芈”、“妳”是苗蛮中“mi”姓的汉字或夏字的两个同声异写字,在古籍中,学者写作商甲骨文“芈”,其实“蛮芈”与西戌鬼方之芈(《说文》:“芈…羊气上出”)完全无关。《说文》:“鲧,鱼也”,难道《尧典》中的鲧能说是条鱼或由鱼演来?肯定不能。

所以,包括名典《史记》、《尚书》等在内的所有古籍都有对有错、有真有伪,有精有粕,都不是“圣书”。

所谓楚人“北来论”、“西来论”、“东来论”,这些发挥性的“创见”都依据不足,其实楚人就是苗蛮,是大溪文化、掘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传人。

因此,对湖北楚人“北来论”者来说,绝不能被传统的源自古代中原的正统思想和民族至上思想所误导;上两种思想古代难勉,但今人不能继承乃至发挥,否则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平等岂不是没有意义、没有作用。

其实,“楚为蛮夷” ,蛮夷就是当代不少专家学者所说的“苗蛮”,因为都心知肚明:“苗民”被皇帝(实为被儒家)“遏绝”而“无世在下”后才改称为“蛮夷”。

古三苗、有苗或说苗民,也称“南蛮”: 《呂氏春秋.召类》:“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劫苗民,更易其俗。”;《帝王世系》:“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于丹水之浦。”众所公知,尧舜时的史前时代根本没有“蛮(蛮夷) ”之称和“诸侯”之位,尧舜禹只是儒家“欲遂其志之思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笔者将在后篇考辨。其实,三苗,有苗之“苗民”是被皇帝或替天行道的尧舜“遏绝”而“无世在下”(见上世之书《尚书》)之后,才改称为“蛮”的。

因此,三苗、有苗、苗民实际上就是古代北方学者所说的“南蛮”,即“南方”之“蛮”,又称古荆州地区的“荆蛮”,所以楚为苗国,也是瑶族、畬族先民之国。

综上所述,楚国楚人所在的民族专称荆蛮,通称蛮夷,泛称南蛮,异称南夷乃至夷狄。西南师范大学黄中模教授和民族文化学者王雍刚先生所说:“不能因为楚人统一中国、刘邦称帝,原为蛮夷戌秋的许多诸侯国家融合为汉族(楚非诸侯,楚为诸侯是司马迁强加的笔者注)就否认先楚曾经是蛮夷的历史而加忌讳。”(黄中模王雍刚《同化与融合--从《百苗图》看楚国与苗族的关系》载《楚辞与苗文化》一书西南师大出版1996)

蛮夷即苗蛮,是当今苗族的先民,我们绝不能因为楚是“苗的楚国”而加忌讳,这对苗、瑶、畬民族来说,是不公平、公正的。

司马迁著《史记》是站在北方点位上所写,而且思想上完全承袭儒家的正统思想和陕隘民族功利目的思想,故只重地称而不提民族,所谓楚熊渠和武王熊通曰“吾蛮夷也”也是通文学手段反映出来,这己经是难能可贵了。

要提及的是:所谓楚先鬻熊和熊绎“居丹阳”,这个所谓的“丹阳”意为丹水之阳,正是尧征有苗之地,也是所谓“放帝(指尧)子朱(即丹朱亦驩兜)于丹水。”(《竹书记年》)和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舜却苗民”之地,既然尧舜禹等并无其人其事(见第二章第一篇考辨),那么楚先“居丹阳”也是无稽之谈。何况所谓的楚先“鬻熊”, 实际上同祝融一样,是楚祀之祖神,而不是人(见第三章第二篇考)。

至汉初,学者们连周伐纣时的始都在何处,尚且众说纷呈(见《史记.周本纪》最后一段)这何况是“非我族也”的先楚始都乎?同时,既然我国历史上并无尧、舜、禹其人其事,则《书.尧典》中的“三苗”之民即“苗民”就是“蛮夷”,“三苗”就是周代的楚、商代的“荆”,所以“楚为蛮夷”,或说“楚为苗蛮”。

但王教授又说“荆是荆,楚是楚”荆、楚并非一国(见上《荆楚名实综议》)。

张正明主编《楚史》也说:“殷人推进至长江中游,被称为‘荆’或者‘荆蛮’、‘楚蛮’、‘荆楚’、‘楚荆’的三苗遗部就变得七零八落了。”姑且不说殷人是如何把三苗遗裔冲的七零八落,但如上之说也是“荆是荆,楚是楚”,只有“荆”才是苗国。笔者认为,此论不能成立,因为:

第一,如上“楚是楚,荆是荆”之论的依据主要是:认为楚先鬻熊“事文王”和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始建楚均为证史。这当是因为对《史记.楚世家》的这种载述不作考证和辨柝所致。《楚世家》开篇中的载述,其实是在正统思想下“褒周室”和“楚为周用”的创作思想之反映,并不是史实(详见第一章第一篇第一节) 而事实是,受时代和社会发展之局限,我国历史上没有所谓的“圣书”,《史记》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荆楚名实综议》之论的依据是:据考古,从武汉市东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址所遗存的考古属性分析,“其国等级之高,位职之尊,非周代号为‘子男五十里’的楚国所能当之。”从而这个大国“只能是荆”。若此论成立,在湖南宁乡的碳河里遗址中(西周初期)其国的宫殿达四座,最大宫殿迴廊长三十多米,其贵族或首领坐的起、配的上“铜车”(摘自《潇湘辰报》2007.11.6日版)看来,其国更远非一个“子男”小国所能当之。

但笔者认为,<1>“荆是荆,楚是楚”论者,同样把成王封熊绎“以子男”当作证史了。

<2>据出土西周金文《中方鼎》和《中鬳瓦》载,“南国”里有王派使访问的“大、小邦”,而大邦当由中、小邦乃至大邦组成(即联盟)),这个“南国”中的“大邦”非楚(又称荆、荆楚)莫属。

<3>从对《楚世家》、《左传》等所载的分柝和考古学判断,笔者早己说:战国至汉初学者,对“非我族也”的先楚历史并不真正了解(仅据传说,而传说并不可靠,难勉编造)故《楚世家》对楚初历史,只得简短概述(包括加工和编造);甚至对战国楚史也了解不多,所以其载既不详、也不多,这何况西周时的楚史乎?但春秋楚史其载最详最多,因为这主要是依据汉初时人拚奏和加工的《左传》之说而来。

第三,在古籍和出土金文中,楚又称“荆楚”而极少称“楚荆”。按传统文化“荆是荆,楚是楚”成立的话,那么“荆楚”二字排在前面的“荆”,就当是一个比“楚” 更为显赫的强国、大国,但为什么在任何古籍中却没有这个显赫之国的任何证息呢?而排在“荆”后的“楚”,却几乎所有西汉未期之前的古籍都有其载,这是为什么?

第四,虽说甚多古籍是汉初时人用“书同文”后的文字编撰的,这必然会打上当时社会的认识和思想烙印,但这种“楚就是荆或荆楚”的认识和思想格印,必也有的是从战国传承而来(因为统一中国的秦朝只存在十九年,就被楚蛮灭掉了)。在古籍中,恐怕只有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和屈原某些《楚辞》是先秦作品(其它多为后学编撰),今仅能见到的鲁之《春秋》其记事简略,当由古文翻译而来。在鲁之《春秋》中,“荆”、“楚”之名并存,一国两名,而并非“荆是荆,楚是楚”。这应是战国时人、乃至春秋末期时人(学者)的观点,难道这时人都错了吗?当然,也有出错的可能,因为楚毕竟是一个“非我族类”的“夷国也”,对其历史很难知道。当然,鲁之《春秋》也不一定是如《史记》所说为孔子编撰,尽管从古到今都说为孔子编撰。

第五,楚郢都不远出土的《包山竹简》,当为楚贵族之“记”。在《包山竹简》中称楚王为“荆王”,这是最可证的“楚就是荆”的原始资料,且为有识的楚人所说,难道连楚人自身所说也不相证,那还有什么值得可证?但令人奇怪的是:倒相证司马迁对“夷国也”的先楚历史之说了(其实怪也不怪)。

综上五点考辨,所谓“荆是荆,楚是楚” ,只有那个所谓鬻熊“事文王”、周成王封熊译“以子男”始建楚、“蛮夷皆率服”的才是楚,据现令资料完全不能成立(探非有突破性的考古发现) 。“荆是荆,楚是楚”之论,也可能对战国之前楚国仍是由多个大、中、小邦联合组成的有中心的方国联盟,不予重视所致。

《左传.僖公》:“黄人不归楚贡,楚人伐黄。”(次年“灭黄”)这就泄露出楚为联盟中心的证息;湖北西部之“庸”,原来也是一个从属于楚的方国,后来乘楚“大饥”,率群蛮反判,被楚所灭(《左传》)。

笔者认为,早在西周初期,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史记.楚世家》)也是为了组建一个有贡可进的大邦。

因此,对湖北省楚学主流派来说,不必被《诗.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而演来的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的正统思想所误导。

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发展至今天,己有不少著名专家、学者重视楚国的民族族源和族性问题,这是社会进步和民族平等思想之体现。这些著名文、史家甚多,笔者仅据其它论文的参考文献,摘取部分文史家之言。

鲁迅先生说:“楚为蛮夷”、“《诗》有激楚之言”(《汉文学史纲要》)。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诚教授也说:“(楚祖)祝融为重黎之后,实是苗族。”(其著《中国近代史》p52)一个“实”字很说明问题,也很不容易:又说:“所谓河洛族,即我们所谓汉族(当指中原华夏族笔者注);江汉族,即我们所谓苗族。”(其著《中国通史》p84)。

可能以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之说最多,在其著《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如西周金文《中鬳瓦》中所说的“大邦”笔者注),其中较大的是荆楚。”又说:“楚是南方蛮族中苗族的一支。”故楚是“苗的楚国”,从而又说:“苗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这些等等有关“苗的楚国”之言甚多,但一般只闻其声,不见其据,这都当是对古籍和考古资料于以深思和辨证之结果。

而今湖北作为楚国的发源、发祥地,先秦的苗蛮故土,而今甚多的楚学主流专家和学者,甚至连古代《诗经》、《国语》等撰写者也不如,在其文其著中则完全掩埋了南方先民的光辉史(因为南迁的“楚蛮”只是一小部)。笔者的某位亲人,过去也有否认楚为苗蛮的类似现象,因为其所关心的不是真历史,而是眼前的营头小利,这种人到特别危难时期,既能忘祖,也可能忘国。但他是因不读古史所致,完全可以理解和原谅。

应特别提及的是:勇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给于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也有自己的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了(大意如此)并要范老再写一部更详细的《中国通史》。(孙琴安《毛泽东与七大历史学者》载《记者文学》1992年12期)

范文澜大慨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

连政治上批评范文澜的其门徒也说:范老治史“实事求是,求真求证,人们对他是非常敬仰和钦佩的。”

范老曾多次对他的门徒说:“写历史,绝不可以‘曲学阿世’。”(李新文《范文澜的几个‘失误’》载《文汇读书周报1997.10.18日》)

从金文“荆”字的本义可知,《禹贡》中的古“荆州”绝非是长满荆棘之州,而是指水稻田作之州。从事传统水稻田作的荆蛮、楚蛮实上就是“苗民”,所以“苗”与“蛮” 在古籍中是在不同状况下的一族两说(都当源自儒家)。荆、楚或荆楚也是不同条件下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一国三说。

学者多认为,在商、周交替之际,荆又称楚,此后才又称“荆楚”,一直存国至战国结束。

也许有人会说,荆或说楚为何存国千多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战国之前,它是一个有中心的时紧时松甚致时大时小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邦国(大邦甚致是多个大邦中邦组成的)所谓“邦”即联盟成邦。商是邦国,甚致周大部时间也是一个有名无实邦国。致于荆为何又称楚?至今众说纷呈。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楚都或王宫建存有“楚”木的丘上之故,也可能因中心部族(源自部落)致变之故(知改朝换代)。

综上所述,楚绝非诸夏之国,而是蛮夷之国,苗民之国,其开国、立国就是苗蛮。那种依据《史记.楚世家》的开篇段或楚贵族之曰(雅言),认为楚具有华夏兼得蛮夷的民族“双重性” 和楚人春秋末己经夏化,那是因为与其说是对古籍和古籍所载没有辨析和辨证所致,倒不如说是学者思想所致,因为他们并不是没有对相关问题的考辨能力,所以范文澜教授对其门徒所说的话(见上)应引为我们治史警言。

古籍所载中的三苗、有苗、苗民的居住之地在哪里?

《战国策.魏策》载,吴起说:“三苗之所居,左有洞庭之波,右有彭蠧之水(指鄱阳湖笔者注),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南、北颠倒了,笔者注) 这里的“衡山”就是今有祝融峰的湖南省中部(近东)的南岳衡山,绝非指安嶶省的霍山(亦称衡山)。

《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荆州、江淮数为乱。”

《尚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入海。”当知,古苗居住在长江中游两岸南至今湖南、江西中部以北,北至安嶶淮河和河南南部之南及西南部丹析地区,西至长江三爽和汉水及其主要支流的丹江(丹水)流域。

广义来说,从事传统水稻的“苗民”,其地还包括长江下游两岸地区,经过数千年稻作文化的交流交融,皆地“苗民”与长江中游的“苗民”,已经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语系、语族和共同文化(如证神和龙文化)只是方言不同、某些审美观有异的同一民族。

今居于福建、浙江的畬族,当是吴、越的后裔,故专家学者公认:苗、瑶、畬同源。至战国初期,“苗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

西南师大黄中模教授与文化学者王雍刚先生主编《楚辞与苗文化》一书,是我国第一次专论《楚辞》与苗文化关系之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该书论文近四十篇,绝大多数为汉族专家学者之论。论者薄古厚今,材料丰富,观点鲜明,值得一读。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楚为荆蛮(蛮夷),但“荆蛮”是否是“楚人”,或说是否是“楚族”,汉、苗学者尚有分歧。

但笔者认为,只要不是食古不化,站在落后时代的古人(主要是北方学者尤是儒家)立场、思想和点位上以古论古,也就是说只要认清北方古籍的思想特点和文史杂糅特征,摆脱古代北方学者的正统思想和陕隘民族功利的思想,能对古籍所载予以分析、辨证,同时追朔其出处和来源,那么,这类问题的分歧皆可解决。

也就是说,所谓的“楚族”实际上就“荆蛮”(苗蛮),所谓的“楚人”实质上就是“苗蛮”,炎、黄二帝和蚩尤以及尧、舜、禹等我国历史上并无其人其事,不应把文学和文学与历史杂糅所形成的“历史”,视为证史、真史,而当是人文史(详见第二章)。除非坚持站在古代北方学者的立场、思想和点位上,或迫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压迫,而曲学阿世。

 

 

作者:翁家烈 (1937 — ) ,苗族,贵州贵阳人。民族历史学者,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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