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民间故事 建构故事学体系——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评述

走出西方神话的阴影 ——论中国现代神话学之西方神话观念的局限

上一篇:

下一篇:

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认同:沿丝绸之路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现状报告》代前言


摘要:刘守华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六十多年,他多层面多角度对中国各族人民创造传承的民间故事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宝藏进行研究开发,在民间童话、比较故事学、故事文化学、民间故事史,以及故事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之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民间文学;刘守华;中国故事学

 

如果从1956年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这篇文章算起,刘守华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已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

他从各个侧面对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创造传承的民间故事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宝藏进行研究开发,在故事学理论和学术史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故事学纲要》《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等十多部故事研究专著,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论析》《世纪之交的中国民间故事学》《一个多民族传承的故事类型之比较》等两百多篇故事研究论文,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理论探究与学科建构

 

刘守华是一位具有很强学科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学者,在中国故事学领域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果,为构建中国民间故事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拓展民间童话研究新领域

 

民间童话是以少年儿童作为主要对象,富有幻想性与趣味性的民间故事,是具有世界性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刘守华研究故事就是从民间童话开始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大学时代最大的课余爱好就是收集各种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的小册子,并选择了民间童话作为研究方向。

1956年,他完成了一篇四五万字的关于童话研究的文稿。在此基础上,他一边学习相关理论,一边充实修改这篇文稿,并陆续将其中部分内容整理成单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1982年,他对这部起笔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稿作了进一步的扩展与修改,六易其稿,由早先几万字的论文扩充到二十余万字的书稿。

1985年,这部名为《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的著作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刘守华广泛吸取前人成果,在中外现代学术史上一批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民间童话的具体形态、艺术特征以及童话发展、搜集整理与创作的诸多问题,第一次对民间童话的范围与分类作了详实可信的论述;阐述我国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民间童话相互影响的原因与途径,从而指出了中国民间童话不同的民族特色,使其具有了区别于前人研究的原创性意义。

他还选取中国各民族的53个民间童话代表作进行分类分析,既阐释思想特点,又分析艺术特征,深入浅出。

这部著作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先后有多种报刊相继发表评价文章予以肯定。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各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艺术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专著”产生。

香港《文汇报》于1986年5月11日刊出的海外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谭达先的《喜读〈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文认为,此书“是当代中国童话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它研究的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建立了独创性的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可以说,在促进当代中国民间童话理论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这部书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建立了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主办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努力建构中国比较故事学

 

比较研究是人文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季羡林指出:“在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最早流传而且始终流传的几乎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没有比较文学,则民间文学的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将受到限制。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丰富的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光辉灿烂,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既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故事异同之比较,也包括故事形态的历史演进之比较,它能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更深刻地揭示故事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比较研究是刘守华在改革开放初期萌生、20世纪80年代倾力经营与建构民间故事学的一个学术起点。

1979年,刘守华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民间文学》第9期刊发,同年,创刊不久的《新华文摘》第11期全文转载。这篇论文标志着他在故事学研究方面的一个新发展,即有意识地尝试从方法论层面去深化故事学研究,思考故事学体系的宏大建构。

他曾经这样满怀激情地展望比较研究的前景:“进行中外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目前更为近切的是对我国各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作系统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派的比较民间文艺学(包括比较神话学、比较歌谣学、比较故事学等),比较研究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

由此,他开始探索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方法,建构比较故事学学科,在这方面发表论文25篇,这些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半数被转载、引述和评介,6篇被选入中英文版的比较文学论集之中。

1986年,刘守华的第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著作《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由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贾芝作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部论著以开阔的比较视野从单一类型的比较,到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之间相近类型的民间故事的宏观比较,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果,对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印度、阿拉伯等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的影响或特色之异同性作了多侧面论析,其比较范围广博、比较方法运用灵活。

这部著作原创意义在于学术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突破,以及对此后建立比较故事学体系的奠基性贡献。

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专门就此发表的评论有《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浅介》《多侧面运用比较方法的尝试———读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探索者的足音———评刘守华近年来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走向综合的思考———评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世界故事圈里的探宝者———刘守华教授及其比较故事学研究》12等,该著还荣获我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奖二等奖,这表明了学术界对它的充分肯定。

1995年,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一书出版。他曾谈到撰述此书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比较故事学的理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故事学理论体系,促进中西方故事研究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通过民间故事这个窗口,探寻世界文化变迁的潜在律则与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

它是对前一本书的拓展与深化,全书共分上、下两编。

上编为比较故事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全面而深入地梳理世界比较故事学的历史与学派,充分肯定钟敬文、顾颉刚、季羡林、丁乃通等人对中国比较故事学作出的突出贡献,梳理了比较故事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严谨而科学地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故事学的初步构想,倡导多侧面系统而深入地开展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下编则是运用上编提出的理论原则来具体审视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印度、阿拉伯、意大利等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故事之间的异同及相关性,对不同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宗教文化影响下的民间故事作具体比较,立足中国民间故事,对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多个故事类型进行探讨。

上下两编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比较故事学理论建构与微观研究相统一的整体。

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当代比较文学的科学殿堂上,以一种达观、开放的学术精神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领域,通过富有说服力的多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支持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内涵的理论;

另一方面,吸取西方比较故事学理论,结合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体实际,为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特色比较故事学理论体系做了新的拓展。

为此,以乐黛云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认为:“新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投入最多、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守华教授。”

2001年这部著作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

 

(三)探索民间故事文化学

 

刘守华广泛吸收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性地运用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既剖析民间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又注重发掘其被形式所遮蔽的民族文化底蕴;

既研究宗教中的民间故事运用和民间故事之中的宗教文化因子,又重视挖掘民间故事与宗教文化的深层联系;

既分析民间故事传承人及其故事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又重视社会历史文化对作品及其创作和传承者的巨大影响。

他努力开掘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其一,探索民间故事类型流变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受西方民俗学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方法影响较大,更多着眼于具体作品的微观比较和不同文化体系影响的宏观考察。

但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因而传统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较多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类型的形式比较。

但刘守华借鉴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相关学派理论,吸取和改进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方法,在深入考察民间故事形式与内容的基础上,交叉运用多种方法,即运用母题与类型分析方法对民间故事开展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以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

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故事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比如他最初写作的一组总题为《一个著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的文章,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淌来儿”故事、“蛇郎”故事、“求好运”故事等类型的“生活史”的追踪研究,不仅使他跨入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的殿堂,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故事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故事的文化学研究。

20世纪末他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课题选择和归纳了60个常见的中国故事类型加以剖析,以全面体现他对故事类型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理念和重视文化背景与价值评判的特征。

他强调,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根脉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深处探求。



有学者认为:“以刘守华为首的故事学家们所从事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是在确认了既定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充分掌握该类型的所有文本及既有研究成果,然后,(1)描述该类型的形态特征;

(2)回顾该类型的既有研究状况;

(3)对该类型的历时传承和空间传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复原与描述;

(4)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如人类学派故事理论、神话原型理论、精神分析学说等),尽可能地对情节及母题的文化内涵加以阐释;

(5)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故事的演述状况和传承语境进行描述和说明;

(6)如果需要,还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美学分析。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典型的中国式、全景式的关于故事类型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故事文化学’。”

其二,探索民间故事与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宗教和民间文学都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特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刘守华多年来持续进行宗教与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其中道教与民间文学、佛教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研究更是他倾力以赴的。这既是开拓一个尚无人涉足的新的学术天地,也是对民间故事民族文化内涵的深入开掘。

1982年,他发表《道教与中国民间的故事传说》,开始致力于道教文化和中国民间叙事关联的探求。为此,他曾七次前往武当山这一湖北道教胜地搜集以张三丰传说为主体的武当故事传说,并担任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经数年耕耘撰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先于1991年在台北出版繁体字版,后于2008年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简体字增订版,随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佛教虽说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其对中国民间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中国有众多民间故事即脱胎于佛经故事之中。刘守华先从《经律异相》这部佛经故事总集入手,撰写成《从〈经律异相〉看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渗透》刊发于《佛学研究》获得好评。

随后用几年时间通读《大藏经》,搜寻相关故事,并同中国活态民间故事进行细致比较,完成涵盖17篇论文的专著《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一书,于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

以上两个项目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中跨学科比较,它们是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的两个侧翼,突出展现其民间故事研究朝向更宽广更深文化维度拓展的力度。

其三,探索民间故事传承与社会生活文化背景的关系。受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惯常采用简单分析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方法。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刘守华就密切关注民间故事及传承人的形成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重点对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和研究。

围绕着故事家的成长和故事村形成的诸多文化因素,先后发表了《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对32位民间故事讲述家的综合考察》《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湖北“故事村”里传承的梁祝传说》《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清江流域的女故事家孙家香》《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多篇论文,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成长和故事村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展开深入研究,将故事及故事家的研究置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分析。

这一时期,刘守华在坚持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基础上,充分吸取现代国际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成果及方法,既不闭关保守,也不盲目西化,其故事研究的文化学术视野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展,为下一时期的突破性研究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正如刘锡诚评价的那样:“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从地理历史研究法,到把类型研究与功能研究、意义研究结合起来,从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到跨文化研究,从文本研究到历时的、共时的、多侧面的比较研究,再到结构形态研究……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他的民间故事研究的单一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研究的困局。”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刘守华故事研究的一个转折。”

 

(四)建构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

 

上世纪80年代前,刘守华致力于民间童话的研究,奠定了其故事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他把研究重心转到对民间故事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注重建立中国的民间故事学体系。

1985年,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创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之约,撰写故事学教材《故事学纲要》,后又用三年时间修改充实完成了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故事学纲要》,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民间故事学的专门著作。

他对国内外故事学进展作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概括,在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民间故事学的整体框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1990年版《武汉年鉴》把这部著作作为武汉地区近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予以介绍。

谭达先在《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2期上发表的长篇评论中,认为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质素和较广的容量,因此它也就成了当代中国故事学的第一本专著”,特别称道这本书“纲举目张,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论析”,“体系具有创造性、启迪性”。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刘守华开始了又一旨在完善中国故事学体系的重大课题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研究”。

经过8年的苦心研究,67万字的学术巨著《中国民间故事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分别论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以及佛教、道教文化与中国民间故事的交融。

他在上下几千年的时空背景上对浩繁的材料作微观的精细考察,对口头叙事文学的传承演变脉络作宏观梳理。

在进行历史构建的研究中,引录故事尽可能取自最佳版本,并将它们与现今存活的口头叙述形态进行比较对照,采取纵横交织、古今贯通的框架来立论。

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文本为线索作断代的纵向演绎,以佛、道文化对故事的渗透影响为专题作横向剖析,译解和评述力求切合它们作为口头叙事作品在一定民俗文化环境中的真实涵义,基本实现了对民间口头叙事传承本来风貌的复原。

研究方法上,该著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将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常见的母题、类型研究法和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融合贯通,紧密联系故事构成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承者的文化心态,探求其实际的文化内涵及社会象征意义,注重发掘被形式所遮蔽的民族文化底蕴。

《中国民间故事史》一出版就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称赞“这一繁难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中国故事学会主席姜彬认为,“这是建国以来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也是一部不可多见的宏构巨著,在我所接触到的作品中,就材料收集富厚、观点的新颖精辟和篇幅的巨大,此书可称第一,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一部可以与世界名著相媲美的自己的学术著作。”

旅居澳洲的谭达先发表文章说:“《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一本颇具开拓性的中国民间故事学史的权威专著,体大思精,气魄宏伟,独创处多……它的出版,对于推动当前富有学术个性与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不愧是个十分重大的贡献”,“它对促进中国民间故事史科学的建立与发展,将作出重大的贡献。”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教授饭仓照平也在该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书评,认为它是相当于日本近年完成的《日本昔话与古典》一样的学术巨著。

刘锡诚在《20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著作中评价这部书“是一项拓荒性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者多年来徜徉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野史(主要是历代笔记小说、道教经典《道藏》和佛教经典《大藏经》)以及近代记录下来的口头故事资料大海中,对其进行了基础性的梳理和钩沉,用心分析评述、建构体系,不仅为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建设铺设了一块新的基石,而且也是对旧中国文化史观的一个挑战”。

刘守华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特色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成。

此书2002年获教育部主办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此书已于2016年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之中,正由暨南大学翻译学院译成英文将在美国出版。另由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着手翻译成日文拟在日本出版。

 

(五)探求“故事诗学”新境界

 

“诗学”原为文学理论术语,亚里士多德《诗学》被视为其源起,多为研究文学史的演进规律或某文类的研究方法。

近期,刘守华又以“故事诗学探求”为题,致力于从民间文艺美学或诗学传统方面探求故事研究的新境界。

“故事诗学”的提出,既是将故事作为文类,也是对故事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行阐述。刘守华用长达三十年时间跟踪研究“求好运”故事,共搜集二百一十余篇异文,编著出版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

这部书共收录以他的“求好运”故事研究论文为主的中外学者研究论文十四篇,辑选来自中国十八个民族及亚欧七国的八十余篇异文,是世界首部AT461型故事的研究成果与故事文本合集。

刘守华认为“存活于中国各族民众口头心间的‘求好运’故事,作为幻想故事或民间童话故事,在朴野单纯的叙说中,蕴含着富有象征性的丰厚文化意蕴,达到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将口述材料记录写定的那些单篇文本一篇一篇来读,所得印象也许平淡无奇,可是把它作为覆盖中国大地由各个兄弟民族众口传诵、有着几百篇异文和多种载体的叙事作品联结成为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来体味它的深厚文化意蕴,它的史诗魅力与价值就更为彰显,值得我们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难能可贵的精美之作来看待了。”

他还认为,“求好运”是一个汇合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丰富智慧和情感,又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的故事。

中国“求好运”故事积极倡导助人为乐的中华传统美德,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人后己的精神。

民间童话、民间故事之所以世世代代为民众所喜爱,在于它将哲理和诗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现实生活基础上驰骋富有诗意的想象,丰富深厚的民间故事有着史诗般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刘守华认为,“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只是单纯就民间文艺学方法的开拓而言,首先,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而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致力于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凸显其优美动人的特质;

其次,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多是在口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发育成熟的,作诗学探索,有助于发掘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

用“故事诗学”眼光来解读民间故事,就是为了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回归中华精神文化家园。

李丽丹《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一文认为,《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作为中国首部集故事类型个案研究与历史文本一体的著作,此书既反映了国际故事学研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芬兰学派历史地理研究法为主的研究特点,又呈现了刘守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以比较研究为基础,多重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诗学研究范式。”

“AT461型故事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历经‘个案·对话·整体·诗学’的多重建构,逐渐形成故事诗学的研究范式。”

陈岗龙在《一篇讲述人类命运的故事能把世界连起来———简评刘守华教授〈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一文中也指出:“今天从文化交流和世界理解的视角看,刘守华先生的故事学研究,比较故事学也好,‘故事诗学’也罢,其实追寻的都是民间故事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传播传承过程中,各国各民族通过故事的传承与变异体现出来的思想交流轨迹,故事的交流正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在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最终探求的实际上就是世界各民族相互之间的理解,而小小的民间故事正是这种具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奇功能的文化载体。刘守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不仅认真研究了西方AT461故事的主题与特征,研究了中国AT461故事的‘代人问事获好报’的特殊价值,更强调的是这个故事类型的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人类主题,这才是世界各国和中国各民族都喜欢讲述AT461型故事的深层原因。”

这种研究恰如刘锡诚所评:“(刘守华的)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不仅打破了对民间故事学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学研究,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构成演进,揭示各族民间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从而以自己独有而深入的学术成就推进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

 

二、民间情怀与执着创新

 

刘守华一生钟爱民间故事、研究民间故事,用自己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构筑起一方学术高地,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深入分析他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他具有以下独特的学术经历与品格。

 

(一)深厚的民间情怀

 

刘守华于1935年8月出生在江汉平原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家庭的教育、丰富的藏书和乡村众多的民间文艺,熏陶了幼小的刘守华。

据他回忆:“我最喜爱的一项活动是听老人们讲故事,当地叫讲‘古话’。特别是其中的神奇幻想故事,更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

1950年,15岁的他考入洪湖师范学校。当年土改风暴刮到了洪湖地区,师生利用假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他被借调参与筹办洪湖县土地改革展览活动。

当时采录和演唱“洪湖革命歌谣”在当地蔚然成风,他利用业余时间拜渔民为师,开始搜集整理洪湖红色歌谣并在报刊上发表。

1952年,他下乡到洪湖铁牛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作为工作队员,他在农户家中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达三个月,与农民建立起深厚情谊。

1957年他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仍有较多到乡村的机缘。如1958年他曾被安排去宜昌当阳草埠湖农场进行劳动锻炼,1963年去孝感参加乡村“四清”一年。

新时期,他从1981年到2001年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席长达20年之久,他的足迹遍布全省偏远乡村,与乡村泥土艺术广结情缘。

民间故事是展现民众心灵的窗口。刘守华之所以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并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关键原因是他有着深厚的民间情怀。因此他的研究能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心理,对中国乡村父老兄弟生活心理及才智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悟。

他钟爱散发泥土芳香的民间故事和其他样式的民间艺术,并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搜集家心心相印。

作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多次到鄂西偏远山村进行田野调查,访问民间艺人,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以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以及被称作“汉民族神话史诗”的《黑暗传》等。

他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十大故事家之首的刘德培请上大学讲坛。当刘德培生活遇到困难时,他联络中国社会科学院祁连休向全国民间文艺界发出捐助的呼吁,帮助渡过难关。

当刘德培病逝时,他又率领湖北省民协一行人冒着风寒雨雪赶到鄂西山村,办理丧事,并按当地习俗彻夜给这位中国的口头语言大师“跳丧”送行。

对另一位长阳土家族女故事家孙家香,他带着夫人陈丽梅不辞辛劳,前往她家中进行探访,听她讲故事,送她衣料,还促成了当地政府采录出版《孙家香故事集》。

他积极写文章宣传民间艺术家,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对这些读书识字不多却智慧迸发的口头语言艺术家的深切赞誉。2002年岁末,他在湘西山区调查时遭遇车祸受重伤,康复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奔走于乡间田野,积极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工程之中。

青少年时代受乡村民间文学的熏陶和工作后长期保持与乡村民众的密切联系,形成了他深厚的民间情结和贴近民众的诚朴作风,他非常重视乡村带着泥土芳香的民间文化,理解尊重、体贴和关心民间艺人,并以此观察民间故事在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形成了他的民间故事研究理念以及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独特理解,构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境界和学术追求。

 

(二)执着的科研精神

 

1957年,刘守华毕业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他认为,在这个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园地上耕耘,既是一个学人的职责,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他以执着、勤奋、严谨和勇于开拓、追求卓越的精神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他始终不渝追求学术,追逐真理。他不止一次谦虚地谈到:“我没有什么天才,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来,即使不是天才,也会有显著成就。”

他读书、教书、写作,总是全神贯注、乐而忘倦,因而被学界称为最勤奋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

比如刘守华对“求好运”民间故事经典个案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求好运”这个民间童话故事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追踪研究,搜集了近三十个省市区,二十多个民族的二百一十余篇异文。

他认为:“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著,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刘守华崇尚许多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力求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在充分可靠的事实材料和严密合理的论证说明的基础之上,而不愿以根据不足的标新立异求取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

他常说:“学术研究不能马虎,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精益求精,在掌握大量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还应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要有向前人、向大师挑战的勇气,争取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突破。”

他善于以历史追踪的大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以论证的深入有力与新材料的发掘为亮点。比如,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难题,但刘守华以其坚毅的求真探索精神迎难而上,从近三百余种古籍中甄选故事文本六百余篇,精选出三百多篇故事文本,加以重点研究,以现代民间文艺学锐利的科学眼光与分析力,对各个重要故事文本,作了切实的校勘、评释,且联系有关史实文献及文化背景,剖析其重要的文化内涵、美学特征、所属故事类型,并探求其来龙去脉。

《环球人物》为此对刘守华做了专访,以《追故事的人》为题刊出,文中写到“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扛旗人物,从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至今,刘守华潜心研究民间故事63年。……虽然大半辈子做同一件工作,但刘守华从没有感到过厌倦和乏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研究民间故事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工作,也是兴趣,还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刘守华说”。时间的磨砺、不懈的探寻使它站在学术的高峰。

 

(三)宝贵的学术情缘

 

刘守华多次讲到,他的学术成长与学界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扶持与指导密不可分,因此在他的文章常常提到一些学术大家对他的教诲与勉励。2018年10月15日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报》上发表了《五湖四海结学缘》,文中详细记叙了他与钟敬文、季羡林、丁乃通、李福清和谭达先等学人的宝贵学术机缘,深切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体现了刘守华同行相长、谦虚求教的学术品格。

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受其故事研究的启迪,刘守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作比较故事学探索。他每次赴京只要有机会都会去拜访钟敬文,就故事研究问题向他求教,钟敬文总是不吝赐教。钟敬文还为他的著作题字,寄语他“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

他认为,钟敬文不论学术与人品,都是激励他奋进的楷模。

刘守华因为研究比较故事学而得到季羡林的鼓励和教诲,季羡林还邀请他参加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介绍他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使他结识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朋友。

他在刊于《文汇读书周报》的《风范长存忆季老》一文中特别指出:“在这30多年向季老请教、同季老交往的过程中,……他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一代中国学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平易朴实的生活作风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关于比较故事学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成为启迪我进行学术创造的牢固基石。”

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家、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更是热情鼓励他开展民间故事研究,丁乃通在与他的通信中还表示“深深了解你对故事学的热诚,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志同道合”,推荐他加入总部设在芬兰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

1985年,刘守华邀请丁乃通来校讲学达一个多月。

刘守华认为,丁乃通既有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的深厚积累,又熟谙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规范,以贯通古今中外人文的科学眼光来研究民间故事,帮助他走进了这门学科的国际学苑。这种交往不仅对提高他的学术有益,还增强了他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责任心。聆听丁乃通教诲的民间文学小组的那批学生中,迄今已有多人成长为教授,置身于高校民间文艺讲坛之中。

李福清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的中文名字,专门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为了研究民间故事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多次通信探讨民间文学问题,还相互撰文共同探讨民间文学的诸多重大话题。1990年刘守华还邀请他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学。

刘守华认为:“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既建立在见识广博、资料丰厚的实证基础之上,又富有俄国历史诗学的开阔学术视野,常使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受到有力启示,成为我漫忆学缘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关于谭达先对他的影响,刘守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之间既有多次促膝畅谈,更有长达一二十年频繁的书信往来,最难忘的是他用心撰写并在海外报刊发表了8篇关于我的书评,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到《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从《故事学纲要》到《比较故事学》等。对友人著述既有热情洋溢的肯定与赞誉,也大都有坦诚的商榷或批评,如《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研究写作,我就是按照他审阅书稿的意见,对所有涉及的古代作者均加注了生卒年月。对《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也是吸取他在书评中的批语意见,在修订再版时新写了‘道教与民谚’一章。……他勤奋执着地从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苦中作乐’的传奇经历与品格,一直有力地激励着我在这一学圃中耕耘不息。”

由此可见,刘守华在不断探求研究学术的过程中,因许多机缘结识一些老师和学友,从这些学术情缘中他获得了许多学术资源,得到很多有益的学术帮助,毫无疑问这些宝贵的学术情缘,对促进刘守华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开阔的研究视野

 

刘守华虽然为人很低调、生活很简朴、思想较传统,但他在做学问上却是一个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很快、极富创新的人,其研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他反复强调:“做学问应该高瞻远瞩,把视野放宽些,多学习吸收新的东西,在多个学科之间寻求创新的灵感。”

“要学习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民间文艺的各种方法与成就,但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同时以弘扬中华文化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为目标。在这个前提下,广采博收,吐故纳新,就既能不断更新知识、方法和观念,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始终一贯的个人特色。”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守华就率先在国内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分析民间故事流传路径和原型的方法,用俄罗斯普罗普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及其规律,用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原型的心理机制。

刘守华不仅注重国内学术交流,还特别积极与国外学者展开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的开阔视野与博大胸襟,成为他巨大的学术动力与资源。

改革开放初期,刘守华就积极邀请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家如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时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邓迪斯以及饭仓照平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来校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扩大了学术视野。

刘守华注重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与运用,在充分尊重他人成果的前提下,辨析使用了汤普森、丁乃通、钟敬文、金荣华等国内外学者的类型索引及相关研究成果,充分运用季羡林、常任侠等学者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成果和梁丽玲、吴海勇等学者的佛经典籍研究成果。

因此,在宗教文学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他虽以类型研究为主,却能同时吸纳其他学者较为可靠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多种研究方法以多种视角观察宗教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关系,并加以创新深化研究。他还参与了编纂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合集,向世界宣传中国民间文化。

刘守华说:“我以为治学的要旨,是给学术界提供前人尚未发现的东西,这就需要开拓和创新。开拓意味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或深化;创新,就是要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得出新的更接近对象本质和真实面貌的结论。”

刘守华不仅同美国、日本、韩国、苏联的民间文艺学家建立了联系,积极引进国外同仁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坦诚的学术对话,而且随着他不少论文被译介到海外,其影响亦日益扩大。正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刊文指出的那样:“刘守华先生的研究,从视野、对象到成果,都早已冲破了国界,进入世界学术大网络之中。”

 

三、研究展望与不懈追求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研究,是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持续前进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取得的。2016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充分肯定已有成就的基础上,重申1950年建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首任会长郭沫若对中国民间文艺宝贵价值的评价,郑重提出“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

刘守华就此于近期发表《由重申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说起》一文,除表明自己的故事学研究即源自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热潮的激励之外,特地就中国民间文艺所含中华民族文化鲜明特质做了言简意赅的申述,他指出: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民族特质,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真正走向成熟的首要标志。

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便格外丰富多彩;

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文化,繁富的中层通俗文化和扎根泥土的下层民间文化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显得十分复杂纷繁;

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发散出最强旺的生命力,因而这期间采录得来,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代表的这些作品特别光彩照人;

特别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

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而兴起的,其根蒂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实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致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机缘。

习近平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组成部分的民间文艺在新时代必将迎来传承、传播与研究的春天。

刘守华虽年逾八旬,仍乐而忘倦地投身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和中国民间故事学的持续推进等工作之中。他在课堂上常忆及所受师友的教诲支持,以励后学。同时他也尽心尽力惠及年轻学人,他写过五六十本书的序文,热心推荐门下弟子和各地民间文化爱好者出书,一律拒收额外报酬。

他还将自己学术成果的十万奖金全部捐给本专业的学术著作基金,用于助推学术。他扶持和指导广东东莞的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家黄俏燕(一苇)以《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为范本,“改写”中国民间故事,于2017年在中信出版社推出《中国故事》。

他和夫人陈丽梅应长江文艺出版社之约,精心选编《中国民间故事》70篇,也于2018年问世。

他依据自己几十年亲历及见闻所撰写的评述钟敬文以下几代学人闪亮功业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耕耘录》,也将于2018年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因而他的学术人生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所称道,誉为“追故事的人”。

钟敬文曾于1993年5月1日在他的笔记本首页上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先人庇后人”,这既是钟敬文的深情自白,也是对包括刘守华在内的新中国民间文艺学团队的丹心写照。

刘守华在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曾指出:“‘术业有专功’,我喜爱民间故事,在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百花园中,作为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常常乐而忘倦。所以我的学术活动,一直以故事学为中心,不断扩展它的广度与深度,以期取得超越自我,超越前贤的原创性成果。”这代表着他对学问的精益求精、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作者:黄永林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发布日期:2019-05-18


更多故事